同其他朝代一样，消王朝也经历了出盛世到衷世的转变。道咸之间，虽有中兴，但亦隐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。同光年间，社会黑暗，吏治腐败，民生凋敝，道德沦丧，学术衰微。鸦片战争的后遗症与西方列强的持续入侵相互夹攻，内忧外患，错综复杂，大一统的局面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。这是一个不幸的时代，是一个既杂乱无章又有些散漫自由的时代。
一代书法大家沈曾植就诞生于这样的时代。他的一生经历了戊戊变法、洋务运动、张勋复辟、辛亥革命、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历史事件，见证了晚清时期所有凄凉与萧杀。他的一生是在国运日衰与世风日下的泥淖中度过的。
一 生平与治学经历
沈曾植(1850—1922年)字子培，号乙庵，晚号寐叟，别号甚多，有：薏庵、檍盦、乙僧、乙叜、释持、寐翁、睡翁、？香病叟、孺卿、皖伯、宛委使者、菩提坊襄病维摩、梵持、建持、持卿、其翼、随庵、守平居士、谷隐居士、浮游翁、楚翅、东轩、东轩支离叜、灊皤、灊庸、袍遗、东湖盦主、媻者薮长、姚埭老民、紫藟癯轩、癯翁、东畴小隐、逊斋、逊翁、巽斋、遯叟、李乡农、餘斋老人等等。浙江嘉兴人。其祖父沈维鐈，进士出身，官至工部左侍郎，人称“小湖先生”。曾国藩是他的学生，著有《补读书斋遗稿十卷》。曾五任学政，务尚有用之学，一生校刊之书颇多。可惜的是沈曾植八岁时，其沈宗涵逝世，家道衰落。他从小跟母亲诵读唐诗，通音韵之学。虽因家贫，而读书之志，未尝一日废过。在孙春洲、周克生、王楚香、俞幼珊、高儁生、秦皖卿、阮际生、朱厚川、用饬侯、王莘锄、罗吉孙及长兄沈曾棨的指导下，“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”(见王国维《沈乙尽先生七十寿序》)，逐立“修身、治国、平大下 个人产”大志。
沈曾植在《定庐集序》中称：“少孤，独学天友。所由粗识为学门径，近代诸儒经师人师之渊源派别，文字利病得失，多得之武进李申耆及吾乡钱衎石先生文集中。两先生，否私淑师也，而钱先生同乡里为尤亲。”稍长研究史学掌故，潜心于律法与舆地，李慈铭的评价是：“钩贯诸史，参证舆图，辨音定方，具有心得。”(见《越缦堂日记》)他在乡试时．有关舆地的答卷为翁同和所激赏，视为通人。1880年(光绪六年)，他考中进士，供职刑部，精研古今律法，著有《汉律辑存》、《晋书刑法志补》等书，薛允升推为律家第一。之后，他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(即今外交部)章京，主管俄国事务，因而，益究四裔舆地之学，于辽、金、元三史，创获颇多，声名远播。1893年，俄罗斯使臣喀西尼以《唐阙特勤碑》、《突厥苾伽可汗碑》、《九姓回鹊受里登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》影印本，求沈曾植翻译考证，沈作三碑跋博得众人认同。此事后来广为流传，西方学者也多加以引用。在沈曾植一生的著述中，有关舆地之学占了很重要的部分，计有《元秘史笺注》、《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》、《岛夷志略广证》、《蒙古源流笺证》等十余部。
在北京任上，与其弟沈曾桐治珠算，享有盛名。相与交往密切者有文廷式、康有为、袁爽秋、朱一新、陶濬宣、杨守敬、汪康年、梁启超、盛伯熙、黄仲强、徐世昌、王鹏运、袁世凯、’梁鼎芬、邹代钧等。四十岁后，深究焚学，会通儒佛。晚年因经济拮据，在沪上鬻书自给，时间约在1919年前后。《清史稿》称：“曾植为学兼综汉、宋，而尤深于史学掌故。”此说略显简单，其门生王国维曾有过较为客观的总结，兹迻录如下：
“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、嘉诸家之说，中年治辽、金、元三史，治四裔地理，又为道、咸以降之学，然一秉先正成法，无或逾越。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，政事之利病，必穷其原委，似国初诸老。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，而益探其奥安，拓其区字，不让乾、嘉诸先生。至于综览百家，旁及二氏，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，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…。夫学问之品类不同，而方法则一。国初诸老，用此以治经世之学；乾、嘉诸老，用之以治经史之学，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。趣博博而旨约，识高而议平。其忧世之深，有过于龚、魏，而择术之慎，不居于戴、钱。学者得其片言，具其一体，犹足以名一家，立一说。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、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。使后之学术，变而不失其正钨者，其必由先生之道矣。”(见《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》)
因受李申吾与钱衍石的影响，沈曾植做学问向来注重经世致用。时值清末变法，整个社会体制与思想风气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当时的“新学”与“旧学”之争是非常激烈的，一些先进人士纷纷向西方寻找真理，其代表人物便是康有为。沈曾植与康有为交往密切，曾为其发动公车上书出谋划策，但在行动、性格上又颇多不合，两人始终是若即若离的关系。沈曾植在思想上比较务实，又兼有儒家学者的风范，主张循序渐进，反对狂飙式的社会变革。值得一提的是沈曾植在1878年结交广东名宿陈澧，1898年入张之洞幕府，执掌武昌两湖书院，这两份经历对他一生祟尚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的思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。张之洞推行洋务运动，善用权术和智慧作折衷新旧之论，沈曾植非常拥护。张对沈亦甚为器重，称沈为“凤麟”，有“平原宾从儒流少，今日天骄识凤麟”句。沈氏曾力陈假英款造铁路，劝翁同和开学堂讲新学，主张开设银行，开矿挖煤，派遣留学生，办造枪炮厂等等，无不赞成新政的。事实上，他的这些设想在晚清接二连三的政治活动中，影响力是很小的。沈曾植以忧世的心情做学问，终究不济世用。王蘧常先生在《沈寐叟年谱》中称其晚年：“日惟万卷埋身，不逾户阈，及闻国事，又未尝不废书叹息，欹觑不能自己。”一代硕儒那悲惨的身影跃然纸上。
在仕途上，光绪六年成进士，供职刑部十八年，先任贵州司主事，进为员外郎，后转江苏司郎中。迁任总理衙门章京，外简江西广信知府。由于柯逢时赏识，调任南昌府知府。后攫为安徽提学使、布政使，并护理巡抚。最显赫的是张勋复辟时，任学部尚书，但没几天，复辟失败了。总之，沈曾植虽硕学鸿才，而察吏理财，运用权术，非其所长也。或许是性格使然，或是清朝统治走向衰亡的征兆。
不过，在沈曾植任官经历中，有几件事是极其辉煌的：一是1895年，与康有为、陈炽、丁立钩、王鹏运、袁世凯、文廷式，张孝谦、徐世昌、张权、杨锐及其始沈曾桐在北京开强学会，开风气之先；二是1900年，因义和团起义闹事，沈曾植与刘坤一、盛宜怀、张之洞、李鸿章等人密商保护长江之计，所谓“东南互保”也。这其中，沈曾植出力甚多： 三是1901年，出任上海南洋公学(今上海交通大学)监督，兴办教育：四是1906年，东渡日本考察学务及文物制度，接触了许多新思想；五是1907年，在安徽设存古学堂，借鉴外国大学高等教育制度，实行“有研究而无课本，有指授而无讲解”的教学方法。他曾与杨仁山创佛学研究会，与欧阳渐创设支那内学院。凡此诸事，均反映了沈曾植的智慧与才能，也因此而奠定了前清遗老中大先辈的地位，人称他为“旧时代旧人物之鲁殿灵光”，一点也不为过。
辛亥革命后，隐居上海，与诸遗老成立超社，以吟詠书画、校藏图书遣日。相与交往者，多是性情相投的朋友，如郑孝胥、姚文藻、张尔田、孙德谦、王国维、罗振玉、陈宝琛、劳乃宣、梁鼎芬、缪荃孙、刘琛廷、李瑞清、陈衍、汪容甫、吴庆纸、朱祖谋、刘承干、陈夔龙、吴昌硕、李审言、王秉恩、王乃微、张元济等等，其中有许多人是张勋复辟时宗社党的成员，笃于故主，始终不渝。
综观沈曾植的一生，学术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他有心政治上施展抱负，却未遂愿，反而成就了在晚清学术上的领袖地位。其门生谢凤孙在《学部尚书沈公墓志铭》中认为是“砭古箴今，轶前启后”。连日本的西本白川、内藤湖南，法国的伯希和都非常推祟。就具体而言，除了上述史学与舆地方面外，还有佛学、经学、考据、道藏、诗学等方面的成就。佛学方面如说佛大先即是佛陀斯那；如谓小乘极深研几，影响大乘；如说“象山从宇宙两字悟道，所悟之道为太极，极似华严法界观，终不肯说物字，由今日言之，可
谓之为儒家之唯心论”。经学方面如言儒家重耻辱之义；考证方面如说《韩奕》诗“其追其貊”之“追”，用追、狄音和，翟、狄通用，翟从佳声，佳、追同部，证明“造”即是“翟”。道藏方面如考订五斗米道的来源，《太平经》的源流。诗学方面，他被推为“同光体”的代表人物，主张学诗要通元嘉、元和、元桔三关。等等。(注：有关这方面，钱什联先生在《梦苕盒论集》中有过详细的论述，此不赘述。)成果丰硕，识见宏通，著作等身，在清季实难其匹。
历代儒家学者都有参与政治，发挥其作用的传统，孔子周游列国，亦只发挥教宵家的作用，贝何况后来者。因为相对于政治权力游戏而言，儒家的理想是纯净的，又是相对软弱的。难怪朋适要将“儒”的语源考定为“柔”，这是发人深省的。就本文传主沈曾植而吉，其令人敬畏的地方就在于朴素平淡，他不想借助于非凡的、虚饰的、激烈的行为来突死自己的形象。他获得了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人的尊崇，就在于他身上所发现出的超人的力量、坚强的毅力以及儒家学者所惯有的内圣外王精神。
二 书学思想
嘉道以后，由于大量古碑版器物出土，兴起了金石学，小学家金石家大量涌现，影响到书法领域，更是书风为之一变，出现许多擅长写碑风格的书家，如洪亮吉、孙星衍、桂馥、伊秉缓、何绍基、邓石如、赵之谦、吴让之等等。与此相呼应的是书学界则出现阮元的“北碑南帖说”，提倡学碑。再经包世臣的阐扬，蔚然成风。至清末康有为一出，尊碑抑帖之说臻于顶点。风气使然，沈曾植也主攻北碑。值得一提的是沈曾植在戊戍变法后，曾力劝康有为著《广艺舟双揖》。由于康有为的影响力和《广艺舟双揖》一书的煽动性，把当时康有为周围的一些思想给淹没了。
沈曾植自认为书学优于书功，遗憾的是他未能像康有为那样写出较为系统的著述。现在所能见到的仅《海日楼题跋》、《寐叟题跋》及给一些友人的信札中的片言只语，多为有真知灼见的经验之谈。
沈曾植书学思想前后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：早年受包世臣的影响，骂信黄小仲的“始艮终乾”和包氏的“中画圆满”之说，于用笔的方法用力甚多，对唐代的张怀瓘《药石论》中的“一点一画，意态纵横，偃亚中间，绰有馀裕”最为心仪。中年由帖入碑，嗜张裕钊的书法，对《张猛龙碑》、《高湛墓志》、《敬使君碑》等碑非常推祟，于结体注意颇多。光绪壬寅以后，他渐渐地将精力转到书画上面。但那时他对帖有些生疏，在《旧拓圣教序跋》中自认为“性乃不近”，可推知其心绪了。晚年则碑帖相融，讲究会通，沉
潜于古今媲变之理，持论精微，常发前人未发之论，如他在给门人谢凤孙的信中提到“冬心开顽伯之先”；又如他在《菌阁琐谈》中提到“李斯亡篆以简直，中郎亡隶以波发”；又如在《护德瓶斋涉笔》认为，“西汉未隶石刻间杂为正书”；又如称金文中的楚人书，到《校官碑》。到王大今，“吴、会书自有一种风气，略近中郎，而益畅上风。《谷朗》、《爨碑》，皆其遗韵”；又如他认“李怀琳之《绝交书》、孙虔礼《书谱》，皆写书之变体，其源出于《屏风帖》。”等等。
沈曾植为学兼及汉宋，于书学既重考证及相关的历史渊源关系，亦注重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。他留下来的有关书法题跋大多属于考证辨别碑帖源流的札记，从中还是能看到较为系统独到的书学观点。在重历史渊源关系方面，于下面诸跋中可以看出：
上虞罗叔祖影拓□氏旧本，．此是真面目，笔意风气，略与《刘玉》、《皇甫鳞》相近，溯其渊源，盖《中岳北岳二灵庙碑》之苗裔。 一一《张黑女墓志跋》
昔尝谓南朝碑竭罕传，由北碑拟之，则《龙藏》近右军，《清颂》近大令。盖一则纯和萧远，运用师中印，而全泯其迹，品格在《黄庭》、《乐毅》之间；一则顿宏激昂，锋距出《梁鸽》，而益饰以文，构法于《洛神》不异也。 一一《张猛龙碑跋》
北碑楷法，当以《刁惠公志》、《张猛龙碑》及此铭为大宗。《刁志》近大王，《张碑》小王，此铭则由擫外拓，藏锋抽颖，兼用而时出之，中有可证《兰亭》者，可征《黄庭》者，可证淳化所刻山涛、庚亮诸人书者，有开欧法者，有开褚法者。盖南北会通，隶楷裁制，古今嬗变，胥在于此。一一《敬使君碑跋》
在重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方面，亦多具创见。如在《王珣贴跋》中认为“《伯远帖》墨迹，隶笔分情，剧可与流沙简书相证发，特南渡名家，韵度自异耳。”指出南北书法有相同之处，惟六朝江南名土尚韵风气更甚些，此说颇合史实。又如在《松江急就章跋》中认为“松江《急就》决为唐临不疑，有讹略之迹，而无讹略之情也。推迹以知情，是在善学者。”此说体现了他的疑古精神，“推迹以知情”即是他的持论方法。又如他在《多宝塔碑跋为谢复园题》中认为“鲁公书源本出殷氏父子，后得笔诀，困法河南，所调厌家鸡欣野资者耶?然如此砷结体，固不能与《裴镜民碑》绝无瓜总也。此拓梢绝，于用笔劲媚处，点画紫拂，绰绰可寻，绝非剜后秃木者可比。”此跋极精到，非有书法家之义本事、真眼光者，不能悟解。所谓真本事、真眼光者，即是能想象到古人的书写状况，处于同一境界，神与之游，发而为论则无隔阂。沈曾植在这方面要比康有为高明许多，宋代苏东坡成自豪地说：“吾虽不善书，晓书莫如我”，此话若移作沈曾植的话，也是非常贴切的。
沈曾植对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：一是重势，如在《蔡氏分法即钟氏隶法》中提到：““固非修短纤浓，波点相资，无以呈其意势。”又如在《论行楷隶篆通变》中认为：“篆参隶势而姿生，隶参楷势而姿生，此通乎今以为变也。篆参籀势而质古，隶参篆势而质古，此通乎古以为变也。”这就是他独到“异体同势、古今杂形”观，在清季碑学运动中属于新理妙发。二是重形，如他认为“逸少学钟书，最胜处可证得于势巧形密。”又如他认为“《入山帖》瘦质处可证《化度》，可通草书《千文》。”又如他对卫恒《书势》中“修短相副，异体同势，……纤波浓点，错落其间”这十六字相当推崇，其晚年书法风格正是如此。三是重笔，他对卫恒《书势》中的“奋笔轻举，离而不绝”一语非常认同，于用笔的提按起伏、藏锋油颖体悟甚多。他多次提到李斯亡篆以简直、蔡邕亡隶以波发，观照他晚年作品中翻腾的用笔，约略可以推想。他还认为钟繇用笔最曲，王献之最直，王羲之曲直相宜。钟繇的曲对他晚年书风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，这与他为学雅尚险奥，清言见骨相一致的。
1980年，沙孟海先生在《书谱》杂志上提出“碑跋的写手与刻手问题”，引起书学界的广泛讨论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清季书家大多未注意及之。梁 评唐《兗公颂》时，曾提出“字画失度处缘刻手不精耳”。之后的包世臣、赵之谦、康有为都未看透北碑背后的刻手因素，但沈曾植法眼独具，较早地注意到了碑版的刻手问题。如他在《王基碑跋》中提到“刻手精工，遂令使转笔势，突然毕露”：在北魏《燕州刺史元踢墓志跋》中提到：“逆锋行笔颇可玩，惜刻工之拙也”；在北齐《使持节都督元贤墓志跋》中认为“刻手太粗”；在北魏《乐安王元绪墓志跋》中认为“刻工草草”；在《临淮王元彧墓志跋》中认为“此书甚工，刻乃不称”：在隋《杨厉墓志跋》中认为“书道至此，南北一家矣，惜刻工拙耳”。不仪如此，他对拓本的精确与否也十分关注，如他认为《国学本定武兰亭》“极圆润，而未免轻弱。然刻手极精，纤锋华见”：认为《旧拓定本兰亭》“刻工亦颇能传之，殆非天水时代良工不办山”：认为《式古堂法帖》“模刻不精，逐致略无神采”；认为《墨池玉屑本》“宛如手书，其墨色拓工俱绝。……锋颖丰利，真能以刀代笔”；认为《丰存礼小楷普门晶》“书法谨严，刻尤精绝”等等。沈曾植晚年之所以碑帖于一炉，与他能敏锐地感觉到砷帖背后刻手问题有着大的关系。
晚清整个社会都在求变求新以自强。沈曾植书法以占为变．以古为新，翻覆盘转，新意十足。历史上，米芾、赵左頫是以古为新的成功实践者。沈曾植在给门生谢凤孙的信中曾指出：“吾尝以阁下善学古人为不可及：今忽曰：以临古为大病，此涣何耶?来屏有使转而无点画，即使转办单薄寡昧，如此便是自寻贱落矣，如何?米元章终身不离临摹，褚公亦然，上至庚亮、谢安石，办有拟法。鄙人临纸，一字无来历，便觉杌不安也。”但沈曾植的复古意识与米芾、赵孟頫、董其昌等人比较起来，还是很有特点。米、赵、董复古以正统自勉，非二王不学，以取晋药为主，非“相杂文生”。所以，他们的书学思想中很难见到诸如沈曾植所主张的“异体同势”、“古今条形”、“中画圆满”、“分画中虚”这些内容。孙过庭所谓“古质而今研”，沈即是研了，更注重书法形式上的变化，注重参势而姿生的结果。
沈曾植之所以能独树一帜，除了上述的种种鲜明的见解外，还具有一颈勇猛精进的心。他在书学上没有像包世臣那样钻牛角尖，而是主张古今融合，南北相济，以期相生相发的境界。在实践上，他非常大胆地运用“抽锋”、“卧笔”之类的手段，如果用正统的眼光来看，觉得有些偏胜；如果用新理异态的效果来看，恰到好处。
三 艺术成就
沙孟海先生在《近三百年的书学》中把沈曾植的书法列为“帖学”的殿军人物，称“他是个学人，虽然会写字，专学包世臣、吴熙载一派，没有什么意思的；后来不知怎的，像释子悟道般的，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”。这与王蘧常先生在《忆沈寐叟师》中称“先生生前先以书法为余事，然刻意经营，竭尽全力，六十四岁后始意写字。至七十三岁去世，用力极勤，遂卓然成为大家。” 二说大同小异，同的是称沈曾植大器晚成，不同的是一说沈中年之前“没有什么意思”；一说是“刻意经营，竭尽全力”。据沈曾植的生平经历来看，王说更接近些。据沈曾植自称晚年书画之缘始自光绪壬寅〔53岁)辞去南洋公学监督后，重入都门时。
沈曾植“早岁欲仿山谷，故心与手忤，往往怒张横决，不能得势。”（又马宗霍《霋岳楼笔谈》)但临池之志仍然无间矣。在未中举之前，学书以晋唐小楷为主，因为当时江浙——带文风鼎盛，多数士子为了中举，多练习所谓的“馆阁体”。以至于沈曾植晚年在回忆时还为“馆阁体”辩护，说：“唐有经生，宋有院体，明有内阁诰敕体，明季以来有馆阁书，并以工整见长，名家薄之于算子之誚，其实名家之书，又岂出横平坚直之外：推而上之唐碑，推而上之汉隶，亦孰有不平直者。虽六朝碑，虽诸家行草帖，何一不横是横、坚是竖耶?算子指其平排无势耳。识得笔法，便无疑己。永字八法，唐之闾阎书师语耳。作字自不能出此范围，然岂能尽。”(见《海日楼札丛》卷八)同时，他还得笔于包世臣，取径于邓石如、吴让之。沈曾植曾有诗曰：“百年欲超支吴老，八法重添历下读”，又云“包张传法太平时，晚见吴生最老师。”(见《忆沈寐受师》)所流露的正是这一阶段的学书痕迹。
之后，他又接受包世臣“备魏”可以“取晋”的观念，取法北碑，尤嗜张裕钊的书法，并确确实实练了一阵子。这与他在光绪六年成为进士，北上就仕，开始经营收罗一些碑帖，这是他后来自谓“书学深”的开始。当然，他对待碑帖的态度未必全是艺术的眼光，有时月考证舆地、史实的目的，但对他今后书法气质的演变有着积极的影响。即使成不了“书家之字”，尚可作“学人之字”观，这与他“学人诗人二而为一”的主张相一致的。
王蘧常先生把沈曾植的书风演变分为两个阶段：六十岁之前“为孙隘庭临《郑文公碑》，绝少变化；又见为予外舅沈公仲殷写佛经卷，当时诧为精绝者，亦不能过安吴轨辙。”(见《忆沈寐叟师》)六十岁之后，“真积力久，一旦顿悟，遂一空依傍，变化不可方物。”(同上)事实上，沈曾植学书情况比这样复杂多多，尤其是晚年。据目前所见的作品来看，沈氏取法简牍、唐人写经、《二爨》、钟太傅、索靖、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黄山谷、倪元璐、黄道周都有些痕迹，这说明他还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，碑帖结合，兼容并蓄。值得注意的是1910,沈曾植在题《伊川击壤集》、《曹恪碑》、《李澹圆先生叱牍归耕图卷》三跋时，纯用米芾笔法，驾轻就熟，非常老到。从中可以透出两个消息： —中沈曾植借米芾书凤来达到“意态纵横”的目的，他推崇黄小仲的“始艮终乾”之说从中得到了验证；二是取法米芾正是他实现“备魏取晋”理想的绝妙高招。因为他一生的学术与人生总旨皆的魏晋风骨上。正是他从米芾那里悟到了“八面出锋”的用笔方法，并将米氏刷字转化为“翻覆盘旋，如游龙舞凤，奇趣横生”（见沙孟海《近三百年的书学》)，这才是他书法的奥秘所在。
沈曾植晚年的书法，包世臣的影响还是很大的，尤其庄用笔的提按方面，而张裕钊与吴让之的影响反而不怎么显著。罗振玉在916年6月5日致王国维的信中曾提及沈曾植“服赝安吴，诋毁赵之谦一事”，可与佐证。夏承焘在《天风阁学词日记》卷二中记载：“冒鹤老尝遇寐老曰：君笔诚奇纵矣，然不过以方笔为包安吴耳。寐老拍其肩曰：此安可为外人道。”此又一佐证。王国维有诗赞沈曾植的书法是“古意备张索，近势杂倪黄。”作为同时代的大学者，此话切中要害。沈曾植中晚年的徘徊，正是在寻找表达“古意”的手段。既要出新，有要备复古之意。所以，他找准了以“新理异态”而著称的黄通周与倪元潞作为师法的对象。黄潜在《花随人圣童摭忆》中也指出了这一点。他还经常临习一些冷僻的碑版，这与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揖》中的观点如出一辙。他常自称“书学深而书功浅”，晚年遍临诸碑帖算对“书功浅”的弥补。实际上，他到最后还未完全定型化，仍在探索之中。
沈曾植天资高，理想富，性格内敛，毅力坚定，“藏身巧密”背后涌动着艺术的激情。沈氏晚年隐居沪上，仕途失意，心情抑郁，以诗书遣日。1921年，他正式在上海鬻书自给，以解生计之困，“海内外辇金求书者穿户限焉”。目前，社会上所流传的作品办大多在最后几年所书写的：但风格上很少雷同，说明他不墨守一家，博收广蓄的心态。他作诗主张要通“三关”，最后一关足“元嘉”。如何通“元嘉关”，他在《与金潜庐太守论评书》中提到：“但将右军《兰亭诗》与康氏山水诗打并一气读。”可见其境界是在“活六朝”，“庶儿脱落陶谢之枝梧，含咀风雅之推激。”（见《安般簃集序》)此一想法，在他书法中也有，惜未能点破。抑或是他自认为未臻此境，不便提出而已，不得而知。后来，陆维钊先生一生浸淫北碑甚深，到晚年亦有叹识王字真谛太迟之慨。真可谓是英雄之见略同矣。
沈曾植书凤与众不同，在清季尤为突出。章士钊评为“奇峭博丽”，甚为恰当。其奇峭处在善于借章草隶势，翻覆盘转，跌宕沉雄；其博丽处在由博返约，新理自出。曾理自出。曾熙称：“(寐）叟读碑多，写字少。读碑多，故能古：写字少，故能生。古与生合，妙绝时流。”(见《忆沈寐叟师》)此话对错各半，对的是沈曾植“读碑多”，错的是“写字少”。沈曾植书法的生是因为结体上的夸张和用笔上的逆势，非写字少的缘故。他平日作书喜用锐笔尖锋，在他看来是“矫赵派末流之弊”，亦非故意为生。曾熙还认为沈氏书法“工处在拙，妙处在生，胜人处在不稳：”(同上)此话应改为“工处在博，妙处在丽，胜人处在不俗”更为妥当些：文人书法求“生”很容易堕成“狂怪”，若。生”能与古意结合，那“生”就不会涉乎怪诞。沈曾植的“生”间于突帖之间，既不类于碑之苍茫，又不以帖之柔转，处于交融状态。
沈曾植书法诸体皆擅，行草尤工：有人认为他的草书为“清三百年来第一家”，大概是基于清代无草书的考虑。事实上，沈曾植晚年没有一件非常严格的草书作品，大多介于行草之间。其行草书纵横驰骋，有杨少师之妙。清代自碑学盛行，书家皆究心篆隶，草书鲜有名家者，沈氏行草书尤为难得。康有为认为“其行草书，高妙奇变，与颜平原、杨少师争道，超佚于苏黄，何况余子。”(见＜中华文史论丛＞l987年第2期)沈氏行草书提的按幅度大，用笔又能翻转盘旋，极尽情性之跌害，开一代新风。王蘧常称沈寐叟作书“速
度极快，笔力奇重。……执笔在手，盘旋飞舞，极其灵动。”(见《忆沈寐叟师》）可谓是生动的注解。据传沈曾值是主张转指执笔，一如包世臣，不知此说可靠否?如确凿的话，那末，沈曾植算是奇人奇书了。其成功处在于气质、体势方面的把握，胜人一筹。他晚年作书于点画呼应特别经意，证明他本人意识到了用笔的重要性。赵孟頫的“结字因时而宜，用笔千古不易”，是金针度人的。
关于沈曾植书法艺术成就，其学生金蓉镜、王蘧常都有过比较公允的评价，现迻录于下：
“即以八法言之，精湛淹有南北碑之胜、自伯英、季度、稿隶、丛冢吉石、无不入其奥窔。有清三百年中，无与比偶，刘文清且不论、即完白、蝯叟为蜾扁书，驰骤南北、雄跨艺苑， 亦当俯首。晚年应接品流、长 大卷，流而益雄。散落海上，如次仲一翮，山川为之低昂，可以知其书学之大概矣。”(全蓉镜语转引自《忆沈寐叟师》)
“师之书法，雄奇万变，实由读破万卷而未。所以予先论师之学问，然后再及于书，后之学先生书者，其在斯乎。”(王通常语见《忆沈寐叟师》)
沈曾植心目中非常向往魏晋冲夷淡泊的境界，毕生均未实现过。他投入书法的时间毕竟晚了点，更何况身处书道衰落的时代。陈定山称沈曾植的画“可以高妙，不可以精深；可以生拙，不可以纯熟。”正好说出了他书法的矛盾与局限之所在。
四 历史影响
沈曾植活着时，文名、诗名、书名并重一世，身后更隆。他是清季书法最后之大人物，又是民国书法的启迪者，继往开来，足为大家。康有为素来自负，但对沈曾植推祟有加，认为沈之“法书宝墨，则鸾翔凤翥下众仙。先德赖以表明，荒出传以下朽，感深存殁，衔戢不任。”(见《中华文史论丛》l987年第2期)清末“四公子”之一吴保初的墓志，章士钊原想请康有为为之书写，但康氏婉拒，谓“寐叟健在，某岂敢为?”最后是康有为撰文，沈曾植书志，传为佳话。沈之书名，办可见一斑矣。
自嘉庆以后，写碑风起，成就高者有何绍基、赵之谦、张裕钊、康有为、李瑞清、李文田等，除何、赵外，余者都失之偏颇。沈曾植以“博物君子”之器识，兼容并蓄，去前贤之狭隘，疏通碑帖交融之道，影响了一大批书家。自沈曾植后，碑帖兼写成为民国书坛的主流。一些遗老、学人、诗人都纷纷加入到书法家的行列，呈繁荣之象。与他同时代的名人如李瑞消、曾熙、谢凤孙等，都取其一招，足以名家。尤其是李瑞清、曾熙都曾接受沈曾植纳碑入帖的建议，虽未青出于蓝，但由于他们的名望，影响了很多人，像胡小石、柳诒徵、张在千等，一脉相承，声势甚大。稍后的王世镗、李叔同、马一浮、黄宾虹、谢无量、夏承焘、陆维钊、王蘧常等也都也都受到寐叟书风的影响，在书卷气方面更胜一筹。沈曾植书法的主干是继承清初黄道周、倪元璐—路的，在沈之后、这路以雄强恣肆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书风得到了新发展，像潘天寿、陆维钊、沙孟海、来楚化生等都取法黄、倪两家，自成面目，皆一时雄彦。另外，像经亨颐专写《爨宝子碑》、欧阳渐写简牍帛书体，等等，无不心仪手追。
之，沈曾植的书法实践不仪为后人在碑帖结合方面立了一个成功的形象，也为后人在探索取法敦煌写经、简牍帛书方面，开了一个好头，启迪了新趋势，开拓了新局面，在书法史应占有一定的地位。